“我是一个虔诚的民主主义者，一个虔诚的，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心就是这三种潮流的综合体。”这句话，出自印度尼西亚开国领袖苏加诺之口。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苏加诺提出了“建立印度尼西亚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现在，学界一般将苏加诺的理论与实践称之为，源于苏加诺在印尼独立时提出的“建国五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神道。虽然苏加诺未直接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称之为“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相关思想和实践既符合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解，又具备上期所介绍的“社会主义”的相关特征，因此，可完全被称为一种“社会主义”。

  苏加诺的相关思想萌芽于其在参加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切身体会。同时，孙中山的思想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现代主义思想，对于苏加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初，在荷兰殖民者的剥削掠夺之下，印尼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萌发了民族独立的意识。1912年，印尼建立了具有较完整意义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组织——教联盟，该组织强调宗教民族主义，以教作为联系群岛一切印尼人的唯一的精神纽带。1914年，“东印度社会”成立，后于1920年改名为印尼，提出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团结工人和农民以及一切民族和宗教，争取民族独立。不过由于该党群众基础薄弱，便与教联盟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派别合作，但是由于与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导致了教联盟的分裂，使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当时，置身于运动之中的苏加诺对教联盟的分裂十分痛心，认为这一事件让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严重倒退。而受此影响，苏加诺也开始考虑怎么调和各派矛盾，团结一致去反对荷兰殖民统治。

  孙中山的思想是苏加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苏加诺曾说：“我在16岁年在泗水中学读书的时候， 我受到一个向我讲课的社会主义者阿·巴尔斯的影响。他说不要信仰民族主义，而要信仰世界人道主义，不要存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意识……但是在1918年，感谢，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里‘’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给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当时起，在‘’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据苏加诺的说法，正是孙中山的思想让他从“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泛亚主义。而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影响下，苏加诺提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团结、社会主义者和各路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独立。

  当时在印尼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苏加诺也有重要影响。苏加诺认为，《宣言》含有永恒的真理，他在分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的剥削和压迫方面就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苏加诺表示了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的不满和批判，认为那是一种建立在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是资本家横行和工人阶级趋于贫困化的社会，因而不值得印尼仿效，认为印尼在独立之后应该拒绝资本主义，建立没有歧视、压迫、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时，现代主义思想对于苏加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苏加诺指出，教是开放、包容与务实的。他认为，是前进的，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当代应该被允许过相对世俗的生活，并包容其他宗教和思想，而不是对很多东西都贴上“异教徒”标签。在担任宗教学校教师期间，苏加诺也身体力行宣传现代主义思想，并在报刊上发表相关的文章。

  苏加诺于 1926 年在《青年印度尼西亚》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民族主义、教、马克思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苏加诺调和教与社会主义，力图使二者结合，共同为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事业服务。

  苏加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认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教来说慢慢的变成了了友军和支持力量。并指出在印尼，教是穷人的宗教，和社会主义要求的为无产阶级服务是相通的，因此，双方是同路人而不是敌人，应该相互合作，共同反对荷兰殖民者。

  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强调的人人平等，与教的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而《古兰经》中禁止利息的相关联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是相通的，从而论证了教和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上的一致性，进一步指出：“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

  同时，苏加诺认为，欧洲的基督教是为权贵服务的，因此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反对，但印尼的教是底层人民的宗教，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相一致，应该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对那些不肯与教进行合作的马克思主义者，苏加诺指责他们没做到马克思主义要求的与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原则。

  正如苏加诺1956年访华时所说的那样：“我把孙逸仙博士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加以综合，我把同我在精神世界里所接触到的伟大人物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面，我放进了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的理论，甘地的理论，加米尔帕夏的理论，我又把它同印度尼西亚的各种情况结合起来，我把它同宗教结合起来，把它同印度尼西亚的风俗习惯结合起来。最后，就成为我在1945年里献给印度尼西亚的礼品，它不是，而是‘五民主义’，或者是‘潘查希拉’。”

  苏加诺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目标上的建设“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土地改革与实施国有化及集体化，政治上的实现“有领导的民主”和建立“纳沙贡”政府，革命阶段上的分阶段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手段上的反对阶级斗争和利用“互助合作”。总的来说，苏加诺的思想是一种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过，其相较于中东和巴基斯坦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大，马克思主义色彩也更多一些。

  有感于之前教联盟当中宗教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派的分裂给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损害，苏加诺决定建立一个团结各派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兼容教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这就是1927年7月成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但也吸收了许多印度尼西亚的党员，该党在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由于照搬了西式票选制度，独立后初期的历届政府的维持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世俗民族主义、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互不相容与势均力敌，右翼分子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击迫害人，民族矛盾尚未解决，阶级矛盾开始上升，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政治格局十分不稳定。这几股政治势力力量均衡且相互对立的局面让始终致力于实现印度尼西亚团结统一的苏加诺颇为忧虑。受此影响，苏加诺觉得应反对西式票选制度，建立“有领导的民主”。

  1958年，通过右翼政党叛乱，苏加诺和印尼威望大幅度的提升，便以此为契机，解散原制宪会议和内阁，组建新内阁和“互助国会”，苏加诺成为实权最高领袖，印尼也取得国会和内阁席位。与此同时，纳沙贡政府也得以组建，由人、宗教人士、军方势力、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

  （“纳沙贡”中的“纳”是指民族主义、“沙”是指、“贡”是指）

  经济上，从1957年底开始，苏加诺就发起了国有化运动，首先是没收荷兰殖民者的财产，接着没收原来由荷兰控制的航运、银行以及别的企业。苏加诺政府宣布对没收的企业由政府实行军管，这为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条件。1962年，印尼在苏加诺的支持下，成功制定并推动了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的法令，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同时限制富农的土地占有量。土地改革的进程虽然艰难，但确实被付诸实施。同时，苏加诺还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模式赞赏有加，主张通过制定经济计划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

  文化上，苏加诺一方面强调印度尼西亚多元文化的共存和教对非思想的宽容，同时另一方面也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也应该接纳教，并指出决不允许“从我亲爱的国土上赶走”，在其主持制定的课纲中要求在学校开设教相关课程，不过也强调这些课程不应强制。

  在苏加诺的支持下，印尼获得了政府席位，成为纳沙贡政府中重要的参政党，影响力大幅度的提升。但与此同时，苏加诺为保障个人地位，加之印尼对马来亚地区持续进行武装渗透，导致印尼军方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幅度提升。虽然苏加诺为了制衡军方势力，有意识地支持印尼，但是并未完全取缔和清除社会上的组织。印尼利用印尼与马来亚对抗之机，提出建立第五军种的要求，即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以外成立民兵武装，并提出军队也要纳沙贡化，在军队中委派政治委员，这就严重威胁了军方特别是右倾的印尼陆军的利益。苏加诺一方面认同印尼提出的将工农武装化的提议，另一方面则并未真正将其付诸实施。不过，对此已经感到威胁的印尼陆军，慢慢的开始考虑怎么消灭印尼的势力，并得到了美国CIA的暗中支持。

  1965年9月30日晚，印尼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和苏巴左准将占领了雅加达广播电台，宣布发动九三零政变。他们声称印尼军方将在不久后发动政变，而他们的目的则是提前发动政变打断军方的计划，保护大总统苏加诺。随后，在印尼的其他一些地方如中爪哇地区以及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包括印尼在内的左翼组织纷纷发表相关声明，表示支持雅加达的行动，并占领了当地电台。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翁东等人和印尼的行动在极短时间内便被，发动政变的军官似乎没有一点抵抗。10月2日，军方重新夺回对雅加达的控制权，并开始在其余城市开展行动，10月5日所有宣布支持政变的城市均被军方重新控制。随后，陆军少将苏哈托架空苏加诺，逐步获得了对印尼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威权军政府，开展经济自由化改革，并于1965年10月到1966年3月期间在印尼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印尼及左翼群众的清洗和迫害，至少有50万有关人员被杀害，60万人被无理由逮捕，印尼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1970年，被软禁在雅加达的苏加诺因病郁郁而终。

  毛主席在印尼被残酷绞杀、领导人艾地牺牲后，曾写诗悼念道：“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印尼和苏加诺主导的印尼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失败，在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可以让我们深思的一页。“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应该说，苏加诺主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印尼的民族独立和独立之后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塑造印尼的国家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比较大的非消极作用，同时，相较于中东和北非的社会主义实践，印尼的相关实践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大，印尼也一度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印尼也成为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曾经在中央政府中实现过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共同参与、互相合作的国家，对于国际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苏加诺主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因其固有缺陷，最终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第一，苏加诺未能实现对于印尼社会的彻底改造，导致军方在国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利益，土地改革也并不彻底，未能完全满足贫苦农民的需要。

  第二，苏加诺本人为维持地位，大搞政治权术，试图在印尼和军方之间搞平衡，最终招致了军方的不满，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变乱。

  第三，苏加诺时期的印尼带有一定的地区霸权主义色彩，派出军队和武装人员对马来亚地区进行渗透，阻碍了经济发展，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5亿美元，人均收入只有90美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因而动摇了对政府的信任。

  第四，苏加诺对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试图调和各方分歧，然而左翼印尼和右翼陆军之间的矛盾终究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种合作的破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苏加诺时期印尼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些缺陷，因而不可能会引起了这种实践最后的失败。